冯培红丨“三驾马车”与“小三驾马车”
兰州大学历史系有个“三驾马车”的传说，很多在兰大上过学或工作过的人都曾听说过，那就是以赵俪生先生为头马，刘光华、齐陈骏、李蔚先生组成的三驾马车。赵先生才高八斗，通贯古今，兼擅中外，打通文史，在学界享有盛誉；刘、齐、李三位先生年龄相仿，分别研究秦汉史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、西夏宋史，各专断代，连成一线。在改革开放后的兰大历史系，这套三驾马车成为中国古代史方向的骨干力量，也铸就了兰大古代史的辉煌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高等教育迎来了学术的春天，全国各大高校纷纷提出办学打算与计划，兰大自然也不例外。老师曾经多次说过，当时历史系许多教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方案，提议立即招收研究生，对有一定基础的学科进行重点扶持，以便形成研究团队，在国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。最后商议下来，形成三个比较明确要扶持的方向：一是以赵俪生先生为首，刘、齐、李先生等人组成的中国古代史；二是以跟北大请来的苏联专家学习过的李天祜、李建先生为首的世界史；三是以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过的杨建新、马曼丽先生为首的西北少数民族史。在这三个方向中，中国古代史的赵老先生与世界史的李天祜老先生最早招收研究生。
在中国古代史方向，老师提到，赵先生亲口说过他是“头马”，拉着刘、齐、李三驾马车，开展古代史方面的研究。关于这个说法，曾任历史系主任的王希隆先生也在聊谈中对我们说起过，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吧。我有次与老师在兰大本部家属院散步，在南门遇到赵先生，他一见到老师就拱手高举，然后慢慢垂放，并向老师弯腰鞠躬，拖着长长的声音说“齐教授好！”赵先生不拘一格的幽默性格，于此可见。我侍立在侧，观听两位先生言谈，赵先生四六文句，出口成章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留校工作后，住在家属院16号楼，正好位于赵先生的22号楼和老师的17号楼之间，南北相邻。因为住得近，平时一分部系上有两位先生的信件，通常是我代为取回并递送到他们家的。
这套三驾马车曾经合作编写过《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》一书，由赵先生主编，刘、齐、李三位先生及西北师范大学李宝通、兰大王希隆先生共同撰写。此书迟至1997年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，但实际上是在80年代写作的。刘、王两先生甚至先期写成《汉代西北屯田研究》、《清代西北屯田研究》两书，分别于1988、1990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；而老师撰写的《隋唐西北屯田》也是个长篇，收入《河西史研究》一书，于1989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图1 赵俪生先生主编《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》
图2 刘光华先生《汉代西北屯田研究》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80年代初，刘先生与老师一道推动敦煌学研究，是兰大敦煌学的主力骨干。1980-1982年，刘先生连续三年在《敦煌学辑刊》第1、2、3集发表《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》、《建郡后的汉代河西》、《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》三篇论文；1983年，又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《论东汉敦煌在中原与西域关系中之重要地位》。可以说，刘先生对兰大敦煌学的创建功不可没。可能是敦煌文献与石窟的年代属于中古时期，后来刘先生没有继续撰写敦煌学论文，而是从事秦汉西北史研究，出版了《秦汉西北史地丛稿》、《西北通史》第一卷等书；而老师因为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，时代与敦煌、吐鲁番文献和石窟的年代吻合，继续耕耘于敦煌学领域。
刘先生曾任兰州大学出版社的总编，他发挥自身特长与优势，组织校内外的相关学术力量，陆续推出《西北通史》（五卷本）、《甘肃通史》（八卷本），以及主持点校《甘肃通志》（上、下册），为西北史、特别是甘肃史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。作为三驾马车的同事，老师承担了刘先生组织的《西北通史》第二卷，也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。我也曾参与此书部分初稿的撰写与再版的修订工作，最后在2005年老师70岁生日前夕印出，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三驾马车中，“头马”赵先生年龄最大，1917年生；另外三位先生年龄相仿，李、刘、齐分别是1934、1935、1936年出生的，且都在1957年到兰大历史系工作。赵先生及其弟子李先生从山东大学来到兰大，刘先生是兰大本系毕业留校，老师来自复旦大学。1958年，他们三人还曾一同到酒泉边湾农场劳动锻炼。记得老师说过，1959年底他与刘先生及另一位同事在甘肃师范大学一起举办了集体婚礼，婚礼由金宝祥先生主持。
2013年，我受命为兰大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的所长，当时老师已经南下归浙，而李、刘两先生退休后仍然住在兰大本部家属院。兰大人才流失严重，古代史所也同样如此，当我接掌之时，发现所里的退休老师就剩下李、刘两先生，当时他俩已经八旬高龄；而我们在职的11位老师中，年龄最大的雷紫翰先生仅及五旬。30年的年龄断层，可以说是地处西北的兰大所特有的现象。古代史所每个月举行一次研讨班读书活动，也邀请退休老师参加，除了李、刘两先生外，还有汪受宽、陆庆夫两位先生，他俩虽然分属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所、敦煌学研究所，但曾经兼任过古代史所的所长，所以我们都把他们当作所里的教师，凡有活动也都会邀请他们参加。我曾经发起给古代史所捐赠书籍的倡议，汪先生是第一个带头捐书的，提着沉重的8本书从二分部家中到一分部办公室，令人感动不已；陆先生把他的整套人大复印资料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》捐给所里，可见这些先生们对古代史所的真挚感情。那时，汪、陆两先生也已年届七旬，考虑到老先生们年事已高，我们将读书活动的地点放在距离4位老先生住所较近的本部图书馆地下室的电子阅览室，他们可以散步前来参加，而且不拘时间，随时加入。读完书后，大家一起到“胖妈妈餐厅”晚餐，其乐融融。因为有老先生们坐阵，我们心里也感到踏实，觉得古代史所有传承精神，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；而且在老先生们面前，我们这些后辈也必须认真努力，这样才不负他们的期望，这是对我们自己的督励。
图3 兰大中国古代史研讨班全体教师研讨现场，左边头上起依次为：李蔚、汪受宽、刘光华、陆庆夫先生
图4 研讨结束后在“胖妈妈餐厅”晚餐欢聚。左起：陆庆夫、李蔚、刘光华、汪受宽先生
2016年我调到浙江大学工作，但是每年都去西北，凡到兰州就会去拜访李、刘两位先生，继续聆听教诲。李先生性格开朗，学问之外，爱作诗词，打乒乓球。记得他80岁生日时，出版了一本诗集《诗苑学步集》，赠送给我们古代史所的每位老师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李先生的夫人孟师母虽然是位工程师，但也喜爱诗词，经常夫唱妇随。诗集的第九章《夫妻酬唱》收录了14首他俩的共同诗作，有的是问答体，有的是联句体，情深意长，令人感动。问答体的如：
《问月（夫）》：“爱人挥手去，独步晚风凉。柳下问明月，相思可否邮？”
《望星空（妻）》：“形影难分因事去，月斜楼上望星空。问君何日港湾返，交颈鸳鸯永不离”。
联句体的如：
《雨夜校园散步》：“火树耀兰山，星河落校园。微风掀夜幕，细雨织罗纨。漫步花幽径，嬉言酿蜜丸。人生难一乐，伞底永留欢”。
其中第一、四、五、八句为李先生所作，第二、三、六、七句为孟师母所作。我常去李先生家，孟师母都是热情招待。2019年9月9日，教师节前夕，又恰逢中秋节将至，我从武威开完会后去兰州，专程探望几位退休老师。逢李先生不在家，师母时已患病喑哑，说不出话，但仍比划着告诉我李先生在对楼的乒乓球室，我心酸得完全懂了，后来没过多久就听说她离世了。如今想来，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。那年李先生已经86岁，但与我打了一局乒乓球，球技高超，虎虎生威。去年经我联络，《兰州日报》华静记者给李先生做了一期报道，介绍他在西夏学领域的学术成就。
刘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豁达开朗，胸有格局，是个实干家。这不仅表现在他组织编写的《西北通史》、《甘肃通史》等大部头著作上，而且也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上可以充分感受到。他睿智通达，待人热忱，我去兰州，他还叫我到萃英大酒店一起吃饭。他点校的厚厚的《甘肃通志》两大册，出版后也远道寄赠给刘进宝先生和我。2019年暑假，兰大古代史所召开“中国古代史的传承与创新暨庆祝刘光华、李蔚教授八十五华诞”学术研讨会，并且出版了祝寿文集。看到两位先生精神矍铄，以及原同事们的温暖举动，我感到十分欣慰，也在远方祝愿两位老先生健康长寿、开心快乐！
图6 2019年9月6日在杭州买几盒楼外楼月饼及龙井茶准备去兰大看望几位退休老师
图7 沈祯云、陈志刚主编《刘光华先生、李蔚先生八五华寿纪念文集》
除了名气很大的三驾马车，兰大历史系还有一个“小三驾马车”的传说，这可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。我是听王冀青先生讲的，他有次聊天时说，历史系有个三驾马车，敦煌室还有个小三驾马车，齐老师是“头马”，名字中有个“骏”字，后面是马、牛、鹿（陆）三位先生。王先生在说“骏”字的时候，还挥动着手做着扬鞭驾驶的动作，十分生动形象。他说，马指马明达先生，牛指牛龙菲先生，鹿则取了谐音，指的是陆庆夫先生。王先生是老师的硕士生，毕业后留校工作，与小三驾马车的诸位先生同时在兰大历史系，所言自然可信。
我以前听老师说过，80年代敦煌室一下子调进4人，分别是马明达、牛龙菲、韩建瓴、由旭声先生。1983年，《敦煌学辑刊》被批准正式创刊，当年这期（总第4期）上有马、牛、韩三位先生的论文，大概他们是在此前后调入的。这4位先生中我见过3位，唯韩先生只闻其名，未见其人，听老师说他是调来专职编辑《敦煌学辑刊》的。1994年我去兰大读书时，这4位先生已有3位调走了。马先生去了暨南大学历史系，他主要研究元明清史和武术史，出版过《说剑丛稿》、《中国回回历法辑丛》等书。有次他回兰州老家，我们在金城宾馆一起吃过饭，听其谈话语气，颇有范儿，不愧是赵俪生先生的研究生。韩先生的去向不清楚。由先生则调到学校的美术教研部，我还去本部他的画室看过，后来去了浙大宁波理工学院，担任传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。1985年，马、由两先生合作编过一本《敦煌遗书线描画选》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图8 兰州金城宾馆小聚，左起：杨富学、郑炳林、齐陈骏、陈国灿、马明达、陆庆夫诸先生及我
我读硕士时，这4位先生中只剩下牛先生还在敦煌室，不过他一直没有再上课，平时也不怎么来系上，记得系里每年年底只给他发1500元奖金。牛先生专攻敦煌音乐，出版过《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》、《古乐发隐——嘉峪关魏晋墓室砖画乐器考证》、《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并研究》等书。我入学以后，老师给我们发的书中就牛先生研究敦煌壁画乐史资料的那本。他的研究领域极广，在文化史领域著作极多。记得在楼劲先生的课上，他称道牛先生有才。楼先生把敦煌室的每位老师挨个儿评论一番，唯有牛先生获得褒评。当时正在举行全国大专辩论赛，楼先生是兰大辩论队的教练，他说兰大除他之外，只有牛先生可以当教练。关于牛先生的故事很多，对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来说，是神一样的存在。因为他不常来单位，我只见过他两次：一次是在敦煌室和历史系的办公室，他先到敦煌室的书架看了看书，然后到对门的系办取了些邮件，跟办公室的老师聊了聊就走了；另一次是在兰大本部的逸夫科学馆作讲座，讲的是中西体用之学，提出“体用不二”的观点，听众很多，偌大的科学馆座无虚席。
至于陆先生，最早跟着齐老师读研究生，一同参加唐史学会同仁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，1982年初毕业留校，此后一直在历史系工作，从事敦煌学研究，出版过《敦煌民族文献论稿》、《丝绸之路史地研究》等书，在《历史研究》、《中国史研究》、《民族研究》等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，担任过历史系副主任、敦煌所副所长。老师常说，陆先生为人厚道，是你的大师兄。我读硕士时，陆先生给我们上过“敦煌民族文书研究”、“吐鲁番学概论”等课，确实是温文尔雅，恂恂儒者。他的论文写得十分清丽，我是最喜爱读。记得陆先生有次生病住院，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我在兰医一院陪夜，半月时光得以与陆先生一起度过。他出院以后，有人开玩笑说，陆先生每天揣着10万元在身上走路，意思是搭桥手术花了10万费用，装在他身上了。那次手术以后，陆先生身体一直健康，今年刚好年届八旬，祝福他健康长寿、元旦快乐！
2023年1月1日兰州大学档案馆主办《看兰台》封面、末页
文章来源
原刊于陈艳主编《看兰台》（内部资料）2023年03月31日（第53期）（邮箱：liangzhl@lzu.edu.cn。电话：0931-8910927）。特此备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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